福州刑事辩护律师推荐阅读–刑事责任年龄调整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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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调整问题引发社会公众广泛讨论。有公众呼吁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有人表示应“恶意补足年龄”。

2020年10月12日，针对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调整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由此，未成年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什么是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何问题？域外有何经验教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调整路在何方？笔者将结合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分期为您详细解读。

“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这是近代刑法的一个基本命题。详言之，即使某种行为违反了刑法分则条文的具体规定，给法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但并不能仅仅因此而对行为人定罪或者科刑。只有当行为人具有非难的可能性或可谴责性时，才能够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对其定罪科刑，且对行为人判处的具体刑罚应当与对其的非难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这种对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或可谴责性即是刑法中的责任。

责任能力是进行责任非难所要求的行为人的能力，那么，以何种标准对这种能力进行判断，便成为责任能力发挥作用的现实基础。古今中外关于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大体上经历了从较为主观、模糊、分散逐步发展到相对客观、精确、统一的过程，笔者将这一过程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早期人们认知不成熟、科学技术不发达、人口信息登记、查询制度不完备[1]的条件下，人们往往根据当时的生产、生活习惯、常识、经验等来确定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如我国西周时期的《周礼·秋官司寇·司厉》中规定，盗窃罪的犯人，“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2]者，皆不为奴”[3]，就是以牙齿的发育状况来判断是否具有责任能力，而秦朝曾以身高作为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4]在国外历史上，还有将是否拥有美德、是否结婚、是否携带武器等作为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情况。[5]

第二阶段，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人口信息登记、查询制度的不断完善，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逐步从分散、模糊的经验或常识判断，向更为客观、精确的年龄标准靠拢。目前，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均将年龄作为判断责任能力的首要标准。联合国大会1985年11月29日第40/33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4.1 条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该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得太低,应考虑到情绪和心智成热的实际情况”；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第25号决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应致力于促进规定或建立专门适用于被指称、指控或确认为触犯刑法的儿童的法律、程序、当局和机构，尤应：（A）规定最低年龄，在此年铃以下的儿童应视为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B）在适当和必要时，制订不对此类儿童诉诸的措施，但须充分尊重人权和法律保障”；联合国大会1990年12月14日第45/113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也有类似的规定[6]。可见，将年龄作为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在国际社会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直截了当地确定某一时间作为责任年龄的起点或终点的做法却是一种“粗略的法律规定”，“达到指定的年龄，个体就算成熟，足以作为成人履行社会职责并做出自利决定，……这种直接确定成年年龄的方法可能产生的一个影响是，那些足以胜任做出决定和履行成人职责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继续被视为儿童。”[7]虽然上述问题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刑事上的责任能力最为理想的方法也许是：通过对每一名行为人成熟程度进行具体的评估，来确定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成本极高，程序繁琐，而且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方法也无法保证作出的评估结果就是让人信服和满意的。所以，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的道理一样，虽然“年龄天然不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但由于年龄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公平性等一系列适合作为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特性，于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天然便成为了年龄”。

第三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完善，人们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少国家尝试以年龄判断标准为主，同时辅之以医学、心理学等方法对行为个体素质进行综合评估，并通过法律程序加以严格规范，使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朝着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实质公正的方向发展。如德国《刑法》第19条规定：“行为人行为时不满14岁时，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条和第3条又分别规定：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少年，或者已满18岁不满21岁的甫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适用《少年法院法》；少年在行为时，心智发育已经成熟，足以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且依该认识而行为的，应负刑事责任；少年在行为时由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因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得对其进行教育；家庭和监护法官所命令之处分，少年法官同样可命令之。因此，在德国，14岁到18岁的少年，属于附条件的刑罚适格（bedingt strafmündig），或附条件的刑罚成熟（bedingt strafreif），亦即按照德国《少年法院法》第3条的规定，少年必须意识到其所犯的每一个可罚行为具有不法（辨认能力），同时，少年还必须有能力按此认识采取适当行为，即约束或控制其行动（控制能力）。[8]倘若少年是否具备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相当不明时，则可能必须寻求鉴定，即成熟鉴定（德国《少年法院法》第43条）。[9]如果少年因为不成熟而缺乏上述能力，或该能力无法被积极证明时，则少年欠缺刑罚适格性。类似的规定还有《1995年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法令》，该“法令”第2章第7节7.1条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犯罪不负刑事责任。10周岁或者10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人未成年人仅对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关于未成年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问题，证明责任在控方）。

当然，判断刑事未成年人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还有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但因该标准对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同样适用，并非属于刑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的特别规定，且该标准涉及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业问题，故笔者这里不再就此标准进行阐述。

通说认为，刑事责任年龄（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定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如果没有达到法定年龄，其实施的行为就不可能成立犯罪。[10]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上所研究的责任年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上述通说的观点系指狭义之责任年龄。广义之责任年龄，除包含狭义责任年龄的意义外，还指刑法规定的，作为减轻行为人责任之依据的年龄。因此，狭义的责任年龄，称之为犯罪年龄，广义的责任年龄还包括减轻责任之年龄。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提之责任年龄均是从广义上加以研究的。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年龄作为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准被世界各个国家所公认，但是具体将多大的年龄作为责任年龄的起点，以及责任年龄区间的划分，则与各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本国刑事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对于责任年龄的规定不甚相同，这种差异非但不是对年龄标准的否定，反而如实反映了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发展特性，是年龄作为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科学性的反证（参见下表）。

 

不同国家或地区刑法所规定的责任年龄的起点

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是在不断地学习、实践中逐渐获得的，而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有学者用“散墨原理”[12]对此进行了形象说明。然而，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要求责任年龄的确定必须有准确的界限，于是相对正义的选择就是不把责任年龄确定为一个点，而是规定一个过渡区间，通过明确区间的年龄起点和终点，最大限度地反映未成年人逐渐具备责任能力的特点与过程，这是一种“模糊的精确”。关于责任年龄的划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不少学者将两分制又分为相对两分制和绝对两分制：相对两分制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相对无责任时期和刑事成人时期；绝对两分制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绝对无责任时期和刑事成人期两个阶段。[13]但笔者认为，严格讲两分制仅应包括绝对的两分制，所谓相对的两分制其实是一种三分制的责任年龄划分形式。以多数学者介绍相对两分制时所援引的2004年修订以前的《土耳其刑法典》为例，该法当时规定，“凡行为时未满12岁的不起诉、不罚。但是，如这种行为属于可判处1年以上或更严重监禁的重罪，则法院审判长可根据公诉人的请求发布命令，将儿童送进受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改造所，直至满18岁。凡行为时已满11岁尚未满15岁并缺乏辨别能力的，则不应受罚。但是，如果所犯行为属于应处1年以上或者更严重监禁的重罪，则适用前述规定。当违法儿童能够认识到其行为是一种犯罪时，应减轻惩罚。15岁以上为刑事成人期。”[14]根据上述规定，部分学者似乎认为，土耳其刑法将责任年龄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已满15岁的成年期，另一个已满11岁未满15岁的相对无责任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土耳其刑法典》其实将责任年龄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不满12岁的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二是已满11岁不满15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只有行为时缺乏辨别能力才不负刑事责任，否则“当违法儿童能够认识到其行为是一种犯罪时，应减轻惩罚”，这类似于英、美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15]）；三是已满15岁的完全刑事成人阶段。此外，由于两分法规定的年龄阶段较少，过于僵化，不能全面体现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时期的特点，现在采用两分法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16]

三分制有两种划分形式：一种是把责任年龄划分为绝对无刑事责任、相对无刑事责任和完全刑事责任三个阶段；另一种是将责任年龄划分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减轻刑事责任和完全刑事责任三个阶段。[17]前者如1961年《新西兰刑法典》第21、22条的规定：禁止对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禁止对已满10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行为进行有罪判决，但该行为人知道其行为是错误和非法的除外；已满14周岁的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犯下的罪行应负刑事责任；后者如1956年《泰国刑法典》第74至76条的规定：不满14岁的人不得处以刑罚；已满14岁不满20岁的人应从宽处罚；满20岁的人负完全刑事责任。

即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绝对无刑事责任、相对无刑事责任、减轻刑事责任和完全刑事责任四个阶段。[18]如《菲律宾刑法典》（2006年修正）第一卷第二章第12条及第三章第13条分别规定：不满9岁是完全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阶段；已满9岁不满15岁的为相对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阶段；已满15岁不满18岁和已满70岁均为减轻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阶段；已满18岁不满70岁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阶段。

此外，对于责任年龄的起点与减轻责任年龄之间的关系，美国少年司法学者富兰克林·E·齐姆林教授有如下精辟的见解：“一旦身心不成熟性与少年犯应受的惩罚相关，此间便成立一种反比关系，即行为能力槛限确定的重要性和为保持罪犯应受谴责性与刑罚均衡的减轻责任的重要性之间的反比关系。某法律体系对儿童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越低，该体系因为减轻责任理念而减轻其刑罚就越为敏锐。”[19]为了进一步阐明上述观点，富兰克林·E·齐姆林教授以美国关于精神疾病的刑事法规定为例从反面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关于精神疾病成为违法行为刑事责任免除事由，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标准。在非常严格的麦克诺顿规则（McNaughton standard）[20]之下，相对较少的精神病人会得以免除刑事责任，因为该规则要求被告人在不能甄别其行为的非正当性的情况下，方能得以免除其刑事责任；而在更为宽松的杜伦规则（Durham rule）[21]之下，更大比例的精神病被告人会得以免除刑事责任，因为只要其行为被确认为精神疾病所致，即可适用刑事责任之免除。[22]如果严重精神疾病是一个与刑罚相关的道义该当性问题，那么，相对而言，麦克诺顿规则对于减轻责任的重要性更大——因为更为宽松的杜伦规则使更多的被告人免于刑事责任（包括大量最为严重的精神病被告人），排除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越是严格，校准刑罚减轻的学说和程序就越为重要。[23]同理，如果刑法采取两分制的方式，将责任年龄仅划分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假定以18岁为分界点，不满18岁的为未成年人）和完全负刑事责任的成年人两个阶段，那么，因为法律制度已经将未满18岁的人均排除在刑事责任年龄之外，所有不满18岁的行为人均不符合刑罚适用的条件，减轻责任的作用在该体系中的重要性将会大大低于将年龄底线设置在11岁或者12岁的情况。未成年人“被认为适格于某些刑罚的年龄越小，基于身心不成熟之刑罚减轻法则的作用就越为重要。”[24]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及相关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责任年龄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一方面，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另一方面，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客观上仍然属于违法行为，公民有权对其危害行为进行合法、有效的正当防卫。

这里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实施的其他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根据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即使实施了上述八类犯罪行为，该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也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三，根据刑法第49条的规定，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这里也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根据刑法第17条及 “第十七条之一”的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及已满75周岁的人虽然对所有的犯罪均应负刑事责任，但依法得从轻或减轻处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对于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同时，对于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

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一年龄阶段一般为已满18周岁，不满75周岁；但特殊情况下，对于已满75周岁的人，亦可不减轻其刑事责任。

如何科学、准确的认定未成年人的责任年龄对各国刑法界及司法实务部门而言都是一个有些“身不由己”的问题，因为该问题不仅涉及到刑法如何规定的问题，还涉及到国家的人口信息登记、查询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和司法资源耗费，国际条约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建立了严格而翔实的出生证明制度。[25]在美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确切出生时间认定的难题，司法实践中多采用“日之不可分割规则”（indivisible day rule），只认定行为人出生日午夜12点为法律拟制出生时间，而不论其实际出生时间。[26]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拟制。在我国，也有类似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月23日实施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2天起算。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按农历和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刑法中还特别使用“周岁”的概念以示强调。